張世東：從管理學角度看提高協商效能

作者： 來源： 發表于：2021年01月01日 文章點擊數：12338

從管理學角度看提高協商效能

渠縣政協常委、縣文聯主席    張世東

習近平總書記講，“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這個論述第一次科學精準的指出了協商民主與人民政協的關系，對今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行穩致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民主協商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主要形式和根本手段，始終貫穿于人民政協的三大職能中。協商效能的有無與高低直接關系著人民政協的工作成效，體現著我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水平。本文試從管理學的角度對此進行初淺探討。

一、從威爾德定理看協商的邊界范疇

“威爾德定理”是來自英國管理學家L?威爾德一句十分經典的話“人際溝通始于聆聽，終于回答。”威爾德對溝通進行了“自始至終”分析，他既看到溝通的起始，又看到溝通的終結，仿佛溝通也是一種有興衰起落、有頭有尾的生命。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里，政府更需要通過溝通來獲得各種有用信息，而面對溝通的復雜性、艱巨性，人們卻常常為之感到舉步維艱。協商民主就其實質來講就是溝通，只不過是擴大了人群的政治層面上的人際溝通。人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國家的治理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應該發揮重要作用。然而越到基層協商范疇越狹窄，協商邊界越模糊。

從政協的發展歷程看協商的范疇。政治協商、協商民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明，體現了中國式“你沒有我有，你不能我能”的政治優勢。回顧人民政協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民主和團結是其主題，體現了鮮明的政治特征。在這個制度剛剛誕生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就曾說過，“我們政府的性格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稱他是個商量政府。”周恩來同志說，“政協重在民主協商，不重于形式上的通過和多數的表決。”除建國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完成建國定都確立基本制度外，人民政協在各個歷史階段所履行職責的范圍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各方面，對完善民主政治、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維護世界和平、實現民族復興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提出新要求，“要發揮好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堅持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積極圍繞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重要決策部署情況開展民主監督。”

從政協的基本職能看協商的邊界。人民政協的三大職能中政治協商是最基本的、處于第一位的，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本質上仍是政治工作，這就決定了政協首先是一個尋求社會最大公約數、尋求大團結大聯合的政治機關，政治屬性是其基本屬性，這也符合人民政協成立之初的定位。無論方式還是內容，現實中的民主協商尤其是地方或基層，在政治方面著墨很少、參與面窄，存在邊際遞減效應，也就使政協作為政治機關參與國家治理的作用受到限制，在目前的基層“四大家”的政治治理架構中處于弱勢。如果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內容拿掉，就會變成買櫝還珠、舍本求末。另外，從政協三大職能在基層的履行情況來看，存在著使用頻率與重要性“反向”關系的現象，即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少、參政議政多，參政議政方面調研視察少、提案建議多。統觀當今各地政協委員的提案，基本都只屬于建議、協商的“軟意見”，且多數集中在文化、教育、環境等并非重大事項的領域。這就說明，基層的政協有被單純視作“智庫”的趨勢，協商民主只是提提意見建議而已，缺乏多方的參與互動。

從基層的現實情況看協商的效能。從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關鍵詞——全過程、相互貫通、雙向發力等可以看出，政協應該成為各界的集合場、觀點的交流場、共識的凝聚場、利益的平衡場。只有這樣，政協才會富有生機和活力，否則就會淪為政治的花瓶。從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政治事務的重要性逐漸降低或對協商民主的邊界范疇沒有明確規定，導致基層在協商范圍和議題上往往陷于隨意性、狹隘性的操作，或是淪為對重大決策細枝末節的闡釋，或是淪為對工作部署無足輕重的補充。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并且匯聚了各方面的精英人才，應該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方面向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然而現實中，出于提高行政效能、領導思想認識等多方面的原因，往往是大事不協商、小事懶協商、重要的事不愿協商、政治的事不善協商，裝聾作啞的現象司空見慣，既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損失，也為委員履職帶來消極影響。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在協商民主的認識上更加精準。堅持準確的性質定位，有序有效推進專門協商機制的制度建設。要明確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不是立法機構，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體現“我有你沒有、我能你不能”政治優勢的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明確政協作為組織和承擔協商任務的機構，不是協商主體，而是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重要平臺，不是“和”政協協商，而是“在”政協協商。另一方面要在協商范疇的界定上更加精準。有效溝通始于聆聽終于回答。從威爾德定理，我們應該得到啟示。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陣地，首先要恢復其政治屬性的本來面目，把政治方面的大事要事關鍵事納入協商范圍，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聲音，從而做出全面科學精準的決策。而不是把政協作為應聲蟲、傳聲筒。另外，有必要在協商范圍、議題設置、意見征詢、結果反饋等制度、機制方面作硬性的規定，使之有章可循、有據可依，避免隨心所欲。

二、從隧道視野效應看委員的協商能力

隧道視野效應指：一個人若身處隧道，他看到的就只是前后非常狹窄的視野。擁有遠見和洞察力，視野開闊，方能看得高遠。識時務者為俊杰。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現在怎樣，而是將來會怎樣。要看到事物的將來，就必須有高遠的眼光。隧道視野效應告訴我們，若想讓自己有開闊的思路和長遠的眼光，就應該站在高處、站在開闊的地方，就要去拓展眼界，增長見識，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見多識廣、深謀遠慮。

政協委員是協商民主的基本主體。懂政協、善議政、會協商是政協委員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與能力。政協委員是人民政協工作的主體，是人民政協的資源優勢所在，也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和實現功能的依托，是決定協商效能的關鍵所在。政治協商是使群眾意愿進入決策程序的重要渠道，民主監督是維護群眾利益的有效方式，參政議政是促進群眾利益實現的有效途徑，而人民政協要真正履行好三大職能，取決于政協委員的高質量參與，取決于政協委員履職價值追求，最基本的則是取決于委員的素質能力、視野和眼光。只有這樣，政協委員的主體作用才會得到極大挖掘和有效發揮。否則，協商民主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管理偏好與人事格局影響協商質效。政協委員的協商能力主要包括政治把握能力、調查研究能力、聯系群眾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等。在此，我們主要探討的是造成政協委員隧道視野效應的其他情況，而這往往被人所忽視。政協委員一般都是在本單位工作成績出色、在本職工作中具有專業技能、在本系統中具有專業特長的人士，人品好，人格好，人緣好。就體制內來說，現實中的政治人事安排格局，決定了政協委員的來源往往不是單位正職。就鄉鎮（街道）來說，黨委書記往往被安排為黨代表，鄉鎮長往往被安排為人大代表，黨委副書記則被安排為政協委員。一個人的政治視野與學識水平，雖不完全與職務高低掛鉤，但這種“一刀切”“整齊劃一”的人事格局，使政協委員的政治視野和專業視野相對同一、相對狹窄，往往不能達到高質協商、有效協商的目標。

本領恐慌與民主氛圍影響協商質效。政協素有“人才庫”、“智囊團”之稱，聚集著社會各界的大批優秀人才，不少委員具有專門優勢，熟悉法律，懂得科學，了解經濟，善于管理，是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參政議政考驗的不只是專業能力，更重要的是代表能力和表達能力，也即政治參與能力；決定協商質效的不只在于委員本身，更在于委員本身之外的民主氛圍。所有這些因素都會使隧道視野效應在政協委員身上越放越大。如因為政協委員結構受到制約，部分體制內的委員在實際履職中，常常會因部門單位利益，而出現“不宜批評”、“不敢講真話、實話”。其次，界限設置受制，社會中出現的新型階層作為社會精英的薈萃之處，在政協中沒有相應的界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協商質量。再次，主政者的寬廣胸襟與政治的民主氛圍也決定了委員敢言與否，特別是體制內的委員，有時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敢講真話，往往只講正確的廢話，就是只管政治正確不管真相有無。

提高委員的協商能力要多措并舉。政協委員主要是當地各人民團體和有影響、有參政議政能力的各行各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來自基層。這些政協委員既是建言獻策者，又是第一線的生產勞動者，他們發出的聲音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雖有時偏激，但也不乏真知灼見。為了提高協商質量，政協委員的來源要打破既有模式，要打破職位、職稱的界限，構建有政治覺悟、有參政意愿、有社會視野、有專業知識、有求實精神的隊伍。要改變組織單一決定的辦法，把選擇權交給個體，實現個人意愿與組織意圖的雙向選擇。要加強對政協委員的培養和鍛煉，提升參政議政的能力。要隨社會時代的變化，與時俱進變更界別設置，把新的社會精英充分吸納進來。更重要的是要營造一種敢講真話、不怕講真話、敢于容納不同意見的民主政治氛圍，只有這樣，協商民主之花才會越開越美，越開越燦爛。

三、從凝聚效應看委員的協商意愿

社會心理學家沙赫特曾就群體凝聚力對生產效率的影響這一課題進行過試驗。在別的因素保持不變的狀態下，企業的凝聚力越大，這個企業的生產效率就越高，企業也就越有活力。這個試驗的結果提示管理者注意，必須在群體凝聚力提高的同時，加強對群體成員的思想教育和誘導，克服群體中可能出現的消極因素，這樣才能使群體凝聚力成為促進工作效率的動力。對群體成員的思想教育和誘導是管理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工作。

委員的主觀能動影響協商意愿。政協職能作用的發揮，主要是通過政協委員有組織地履行職能活動來體現。政協工作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委員意愿的生發，取決于主體作用的發揮。有些政協參加單位和界別把政協委員名額作為一種“待遇”來分配，把一些不具備政協委員素質的人推薦給政協，有雖然注意了代表性和政治素質，但對于作為政協委員必備的其他條件重視不夠，致使一些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實際能力不足。有的忽視了被推薦者本身是否具有強烈的參政議政的主觀愿望和要求，導致一些責任心不強的人進入政協委員隊伍。一些政協委員在入職時對人民政協認識不夠，對政協委員的職責和作用不了解，光榮感有余，使命感不足，根本就沒有履職的意識和準備。

委員的自身感受影響協商意愿。政協章程雖然規定了政協委員義務，但事前沒有與候選政協委員進行責任約定，沒有得到政協委員接納，政協委員入職后再做事后要求就很被動。政協委員的兼職性是影響政協凝聚力的先天原因。它不像一個部門或機關，有著共同的現實的切身利益，是一個最親密的“命運共同體”。其次，政協委員來源于四面八方，他們相同的是共同的政治參與訴求，這是維系他們團結凝聚在一起的根本因素。但認識的差異、作為的不同會導致凝聚力有所弱化。如有的委員認識有偏差，認為自己人微言輕、作用不大；有的認為政協工作無關大局、難有作為；有的認為政協只是政治的裝飾品，當不得真的；有的覺得政協委員是榮譽不是職務，是光環不必出頭。

政協的制度服務影響協商意愿。影響凝聚力的另一因素則是政協機關對政協委員重管理、輕服務和對工作重形式、輕實效的現象還或多或少的存在，從而影響到了政協委員主體作用發揮的積極性。在機制建設方面，政協委員履職成果的轉化機制不全。對政協委員的提案、社情民意、調研報告、民主監督、民主協商等反映的意見建議，未能建立一套相應完備的辦理落實及反饋機制，政協委員履職缺少剛性支持，如政協委員的民主監督、協商建言得不到剛性的制度支持，所以政協委員在民主監督的實踐中心存顧忌。

在社會心理學中，人們把一個人自己選定的角色位置不因其他因素而發生太大變化的現象，稱之為定位效應。定位效應的存在影響著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凡是認定的事情，多數人不原意輕易改變。政協委員作為一種職務，大多數人是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愿意做一個履職盡責的委員，而不是啞巴委員、舉手委員、僵尸委員。而這又取決于委員在政協的協商民主中有無存在的價值，價值幾何，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發揮多少作用？否則，“不值得效應”就會在委員身上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