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文化研究
作者： 來源： 發表于：2021年01月01日 文章點擊數：1190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文化研究
王道正
從華夏歷史厚重的土壤里誕生的人民政協，一定散發著黃土高原的味道，綻放著黃河文明的光芒，傳承著民族優秀的文化。人民政協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的以“和合”為主要特征的協商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精神積淀的體現，更是共產黨優良傳統的光大，體現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大智慧，在世界政治文化中大放異彩。
一、協商文化的源頭活水
從未斷代的中華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華文化在其漫長的發展中，形成了豐富的協商文化，新政協的實踐極大地提升了協商文化，它們所蘊含的思想、理念、精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源頭活水。
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民為邦本”包括重民、愛民、順民、富民、教民、樂民、用民，它形成了協商的民本文化。民本思想是歷代英明的政治家所奉行的準則，它集中體現在儒家“仁”的價值觀上。“仁”既是儒家的最高價值，也是最全面的價值。
在重民上，要求執政者樹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貴君輕、若保赤子的重民理念。
在愛民上，要求執政者推行善政，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非善即惡，惡政害民。孔子列出了“四種惡政”：“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就是說對老百姓事先不教育就置于死地叫虐待，事先不告誡就馬上要出成效叫殘暴，事先下令可以緩慢執行卻突然限期叫強盜，應當給老百姓的利益，但拿出去時吝嗇不肯叫有司。
在順民上，要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節省開支、愛惜人力，征用民力要不違背農時。
在富民上，要求執政者寬徭薄賦、藏富于民，使“民有恒產”，“黎民不饑不寒”，“倉廩實而知禮節”；若官員聚斂錢財、與民爭利，人民可以“鳴鼓而攻之”。
在教民上，要求教化民眾、開啟民智，“舉善而教不能”。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善的執政者教育人民七年之久，才能夠叫他們去作戰；派沒有訓練過的老百姓去打仗，這是叫他們去送死。
在樂民上，要求“獨樂樂，與人樂樂，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眾樂樂，不若與眾”。
在用民上，要求尊賢使能，招納賢士，為國求賢，認為“宰相必起于州牧，猛將必發于卒伍”，建立從社會底層選賢與能的制度。
政協委員來自于人民，來自各族各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體現了政協的民本性。
以和為貴的人文精神。“以和為貴”包括和諧為本、和而不同、和諧一致、和衷共濟，實現政通人和，它形成了協商的和合文化。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就是說禮的運用，以和諧為貴；古代明君的治國之道，最寶貴的地方就在這里。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以“和”不是整齊劃一、完全相同、毫無差別，它承認差異性，允許和而不同，好比高手調羹，將眾多原料化融為一體，材料非一，而味道至美。正如《左傳.昭公二十年》里晏子說：“和就像做肉羹，用 水、火、醋、醬、鹽、梅來烹調魚和肉，用柴火燒煮。廚師調配味道，使各種味道恰到好處。”通過交流、協商、溝通，求大同存小異，達成和諧一致，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了和諧一致，就能和衷共濟，共擔風雨、共渡難關。人和重在心合，“和衷”就是心合。政協工作要求與黨同心同向同行，合心合力合拍，匯聚各方磅礴力量，共同實現民族復興偉業。
威在中央的核心意識。“威在中央”包括認同中央、維護中央、服從中央、強化中央，形成眾星拱北、萬水朝東，它形成了協商的政治文化。
首先認同中央。《周易》里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就是明確了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政治定位。
其次維護中央。中央是核心，權威在中央，號令既出，山鳴谷應。韓非子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強調中央是不可撼動的絕對政治權威，事在四方，威在中央；落實在地方，決策在中央。中央秉要執本，決策內政外交一切重要、重大、緊要事情，擁有軍、政、人、財、物的一切權力。中央權威越大，國家運轉越順暢，國力就越強大；中央權威失落，國家就會政出多門，地方就會各行其是，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孔子早就指出了這種后果，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這是說天下治理有道，制定禮樂、決定戰爭的權力出自中央；天下治理無道，制定禮樂、決定戰爭的權力出自地方諸侯。若出自諸侯，傳十代很少有不失去政權的；若出自大夫，傳五代很少有不失去政權的；若出自卿、大夫的家臣，傳三代很少有不失去政權的。
三是服從中央。孔子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事上也敬”就是地方、下級的政治站位，認認真真貫徹落實好中央決策，要有“一片丹心報天子”的忠誠意識，要有“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的聽命意識，要有“了卻君王天下事”的擔當精神，要有“執戈王前驅”“提攜玉龍為君死”的獻身精神。古之君王、天子，猶今之黨和國家。
四是強化中央。《中庸》里強調：“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白虎通·誅伐》：“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干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因此，孔子呼吁頂層設計在中央，不在地方；政在天子，不在諸侯。
協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圍繞中心，緊扣熱點，建言一針見血，資政務求實效。
執兩用中的中庸思想。“執兩用中”包括正確識中、正確執中、巧妙用中、盡量適中，是適中之道、適宜之道，這是協商的方法論，它形成了協商的變通文化。
正確識中。古人認為中庸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是做事的最高境界。孔子曾感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恐怕是最高的道德了吧。孔子還感慨地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國家是可以治理好，爵位俸祿也可以辭掉，白晃晃的刀刃也可以踩上去，但中庸是不能做到的。
正確執中。就是順應民意，善于把中庸之道用之于民。孔子稱贊舜在這方面有大智慧：“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兩端”就是互相對立的兩個極端，一端是“過”，一端是“不及”。舜能把握事物的兩個極端，從而采用最適中的辦法治理百姓，這就是舜之所以能成為圣人舜的原因吧。
巧妙用中。就是要通權達變、靈活變通。孔子說：“深則厲，淺則揭。”是說如果徒步過河，水深就連衣下水，水淺就撩起衣服。可見過河都要因應實情。“窮則通，通則變，變則久。”沒有變通就必然陷入僵化、走進死胡同。“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天地配稱廣大，四季配稱變通。春夏秋冬，四季錯行，萬物各隨其性，各順其時，各遂其生。
盡量適中。就是在具體問題上雖然不能完全做到中庸，但盡可能適中。孔子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富有德性而又好學，知識廣博而又精深，處事高明而又奉行中庸。《中庸》里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者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者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在中庸與極端上，君子時時都做到適中而不偏激，小人肆無忌憚走極端。
中庸不是當好好先生，不是做騎墻派，不是無原則的妥協，而是兼顧各方、雙贏雙勝、善作善成；做得妥妥貼貼、不過不及、恰到好處。
政協工作的中庸之道就是找出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容言納諫的改過理念。“容言納諫”包括設置言官、提倡進言、允許直言、虛心容言、言者無罪，以此廣開言路，從諫如流，兼聽則明，它形成了協商的諫言文化。
在設置言官方面，古代設有專門的諫官、諫議大夫之類的言官，“堯有諫鼓之懸，舜有謗木之立”，明朝的言官保持在兩百人左右。
在提倡進言方面，古人認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過則勿憚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歷來有“納諫則世治，杜諫則世亂”之說。認為諫言是改人之過的直接方式。古有“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之說，諫言若切中肯綮，方法對、用得上，就會糾正失誤、扭轉被動，甚至有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偉力。
在允許直言方面，古人認為“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認為發現自己的過錯往往需要別人的慧眼，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改正自己的過錯往往需要別人的督促，因為刮骨療傷、革自己的命是痛苦的。“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因此，諫言不是一般的說說而已，而是逆耳的直言、刺耳的正言。“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言官“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他們堅持“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文死諫，武死戰，如古代魏征、司馬光、蘇轍等。
在虛心容言方面，保持“四毋”的良好心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妄加猜測，不認為必然如此，不固執己見，不自以為是，虛心容言，謙恭受教。“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以寬廣的胸懷笑納苦口良藥。
在言者無罪方面，古人強調君子責諸己，小人責諸人，提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舜帝曾這樣禱告天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若有罪過，請不要怪罪各方；各方若有罪過，這罪過在我一人身上。這是圣人責己。孔子認為：“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損矣。”直言者不但無罪，而且是益友；巧言者佞言無補，必定是損友。
協商是一項語言活動，要交直友、諒友、多聞之友，歡迎諍言、廣集良言、廣采善言，拾遺斥謬，補偏救弊；同時，政協委員在履行民主監督職能時，要是實事求是，敢于直言。
謀及庶人的平民精神。“謀及庶人”包括謙尊庶人、詢于庶人、采納建言，不恥下問，虛心求教，大膽啟用，它形成了協商的禮賢文化。古代賢明的君主能做到“南面而聽百里”。《詩經.大雅.板》：“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是說就是割草打柴的人，也要向他們請教。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國家大事既要“謀及卿士”，也要“謀及庶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治臣十人，這是“謀及卿士”；齊桓公拜管仲為相而成就霸業，文王訪賢于殺牛賣肉的呂尚而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中興，成湯拜孤兒廚師伊尹為相而滅夏桀，劉備三顧茅廬于孔明而確立了三分天下的策略，這些是“謀及庶人”。
下下人有上上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協商就是要堅持協商于民，問政于民。
當家做主的民主政治。“當家做主”包括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為人民服務、對人民盡責，它形成了協商的主人文化。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是我國政治制度的法理基礎，歸根結底就是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為此，我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基層自治制度等。政協堅持眾人的事由眾人來商量，讓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權利，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政協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政協委員來自人民，委員參與協商，體現了主人翁精神。委員的職責就是為人民服務，他們心中有民，協商為民，結果利民，體現了委員為國履職，為民盡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的首創，為共產黨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周期率找到了最有效的解決辦法。
二、協商文化的人性特質
文化由人所創造，為人所特有。因此，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人性的特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文化同樣如此。
坤元之美。坤元之美是順承之德。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切變化運動皆可以歸于陰陽消長。純陽謂“乾元”，起創始、施予、主動和主導的作用；純陰謂“坤元”，起完成、接受、被動和服從的作用。《周易.乾》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偉大剛健的乾元之氣，萬物賴以創始，于是它統御了天道運行規律。《周易.坤》彖辭：“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是說至大柔順的坤元之氣，萬物賴以生長，因為它順從秉承了天意。
“乾元”以天為象，是創始萬物，是大統帥，職責是“資始”，特征是“統天”。“坤元”以地為象，是生成萬物，是追隨者，特征是“順承天”，如同大地柔順服從，接受上天施予，完成萬物化生。乾為主，坤為配，坤順承乾才變得有意義。因此，坤元之美指坤追隨乾、順承乾、配合乾之德，也就是曾子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政協既在其位謀其政，更要找準自己位置，不越位代理，不越俎代庖。
君子之德。君子之德是溫潤、謙遜。謙謙君子，其德如玉，玉石細膩溫潤，有韌性而不剛硬；色澤柔和，有光芒而不耀眼。協商堅持平等和諧，不咄咄逼人，不軟逼硬壓，大家既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其娓娓道來亦言之成理而服人，其諤諤之言亦言之切切而醒人。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胸懷博大，如大地之厚德載物，萬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合共生，美美與共；如天空之容日月星辰，眾星錯行而不相妨，燦爛自己，共耀蒼穹。人民政協具有極大的包容精神，《共同綱領》之“共同”，體現了多黨合作的包容性；政協全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港、澳、臺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邀人士組成，設若干界別，體現了政協組織的包容性；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之“統戰”，體現了政協大團結、大聯合的包容性；政協委員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占多數，體現了委員構成的包容性；政協履職是平臺載體而不是實施主體，體現了政協不強加于人的包容性；政協主要是實行協商民主而不是票決民主，對委員的發言，既察納雅言，又兼容并包，體現了政協民主政治的包容性。
將軍定力。將軍定力來源于政協有黨的領導這個主心骨。將軍定力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表現在開闔有度，收放自如，把控得當。協商建言允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允許一己之見、個人看法，但不是漫無目的、毫無原則，必須堅持原則不動搖、堅持立場不含糊。既實事求是講真話，也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政協堅持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有機統一，堅持底線思維，保持靜氣和定力，牢樹“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使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和人民性、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貫穿于人民政協的全部工作。
家國情懷。家國情懷是愛國如愛家、有國才有家的情懷。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晉代葛洪在《抱樸子》里寫道：“烈士之愛國也如家。”政協組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人才薈萃，智力密集，賢達濟濟，他們具有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他們有“君子憂道不憂貧”的真理追求，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抱負，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憂民情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有忠不避危、犯顏諫諍的進言傳統，有“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的愛國深情，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義利權衡，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邁壯烈，有“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的報國壯舉。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指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所具有的精神品質。孔子的弟子子夏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是說各個行業的工匠要在作坊里反復琢磨才能成就自己的事業，君子要專心學習才能掌握人生大道。政協是專門協商機構，體現了政協工作的精一性；全國政協的“雙周協商”“聯動協商”，各地開展的“有事來協商”等活動，體現了政協履職的工匠精神。進一步弘揚工匠精神，把專門協商工作做專、做精、做特、做出品牌，推動人民政協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協商文化的培育方向
人民政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文化要朝著以下幾個方向培育。
突出政治性。政治性體現黨性，是政協之“魂”。中國共產黨是“主心骨”，是“定海神針”，是萬山磅礴的“主峰”，具有“壓艙石”和“定風波”的偉力，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制勝法寶和履職“硬核”。政協是政治組織，要強化思想政治引領，堅持黨的領導，把政協工作嵌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鏈條中，增強政協參與國家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有政治高度的人民政協就能以道交友。
突出人民性。人民性是政協的本質屬性，是政協之“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堅持人民至上，牢牢根植人民，緊緊依靠人民，與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協商選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結果形成堅持聚民之慧。有民生溫度的人民政協就能與人民永遠在一起。
突出專門性。專門性賦予了政協肩負的政治責任，是政協之“位”。協商渠道有多種，協商陣地有多個，而專門的協商機構只有人民政協。從國家治理體系的最高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人大是立法機構，政府是行政機構，政協是專門協商機構。專門性包含因政協大聯合、大團結性質能搭建各黨派各界別委員履職大平臺具有的專屬性，因圍繞中心履職盡責、協商于實施之前和實施之中而具有的專責性，因上下級政協具有相同的專委會設置而具有的履職專職性，因一事一協商、一事一提案而具有的專題性，因由界別組成、不乏專家學者型委員而具有的專業性。政協工作就是專門為協商搭臺。有術業專攻的人民政協就能不負使命。
突出平等性。平等性體現相互尊重，是政協遇事商量的姿態。不論在議政殿堂，還是在竹籬茅舍，政協都要牢樹“協商共同體”意識，協商過程要堅持平等親切、相互尊重，以誠待人，以商求同，增強委員的發聲欲、榮譽感和擔當意識，使有話能在政協說、敢在政協說、想在政協說。委員要堅持理性平和，長遠、辯證看待事物，不當噴子、不拍桌子、不吐唾沫星子；政協要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梳理共情共識，疏導情緒認知，解思想之惑、觀念之偏、矛盾之結，發蒙養正，實現“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切實做到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相互尊重的人民政協就能厚德載物，如孔子所言“與人交，久而敬之”。
突出開放性。開放性體現民主性，體現“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這是政協之“道”。政協是各黨派、各界別、各民族發揮作用的大舞臺，是能聽到各種聲音、發表各種意見的大場所，是能聚同化異、轉化人心、在尊重多樣性中尋求一致性的大熔爐。協商選好題，搭好臺，對好話，會診問題，靶向治療。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不演獨角戲，要搞群英會；不唱單聲部，唱出多聲部；不搞“清一色”“單打一”，堅持“大團結”“大聯合”。開放性還體現在時代性，協商合為時而做，搭臺合為事而商，與時代脈搏同跳動，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群之所為事無不成，眾之所舉業無不勝。開放性彰顯人民政協大格局、大胸懷。有氣量襟度的人民政協就能如海納百川，自成江河；如山不辭土，故成巍峨。
突出創新性。創新性體現了進步性，是政協活力之源。要不忘初心，守正創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以協商之治助力國家之治。“守正”就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創新”就是要調研下好先手棋，議政棋高一著，解決問題死棋變活棋；要在建言資政上有真知灼見，己意新出，能望聞問切，點石成金，求同成事，以“高言值”體現政協的價值；要能把黨的主張轉化為社會各界的共識和自覺行動，廣泛形成共識、凝聚共識、傳播共識、擴大共識；要在協商方式更靈活、機制更健全、內容更豐富、特色更突出，成效更扎實，體現“我有你沒有，我能你不能”。創新使政協履職始終行走在春天里，生機蓬勃，活力無限。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復興路上，人人都是參與者，都是答卷人；復興路上，沒有坦蕩如砥，沒有一帆風順。中華民族五千年積淀的優秀政治文化孕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文化，一定會在民族復興路上大有作為。
（作者系達州市達川區政協原文化文史和學習委主任）